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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的淪陷或黃昏

——由《西藏文學》(2019年1期)言及當下藏族詩歌

魏春春 發布時間:2019-04-06 15:46:00來源: 西藏文學

  新詩已走過百年,白話詩或現代詩的命運與中國社會息息相關,詩歌先后以不同的面相出現,在不同時期承擔著不同的社會責任,大致次第為革命的、啟蒙的、文藝的、救亡的、民間的、政治的、先鋒的,并基本確立其在二十世紀以來的與小說、散文、戲劇并峙的文體地位,也就是說詩歌是純文學綜合期刊不可或缺的文體,似乎沒有詩歌,所謂的文學期刊的綜合性就無由體現。但現在的事實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優秀的詩歌難覓蹤影,排布在詩歌天空的多是孔明燈,而非璀璨的星光,即便是萬燈齊放恐也難以照亮夜空的黯淡。我們不禁發問,詩歌真的走向淪陷或黃昏了嗎?

  《西藏文學》創刊以來一直很重視詩歌板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雪野詩”和“太陽城詩會”欄目,曾刊發了大量的區內外詩歌作品,推出了一批有影響的詩人詩作,有的詩作還引起了全國性的反響。進入新世紀之后,《西藏文學》的詩歌板塊繼續維持,但難如人意,有雞肋之嫌,出現這種情況,并非是編輯的水平有限,主要在于當下的詩歌創作整體滑坡,要在來稿中選編出高質量的詩作并非易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寫詩的門檻比較低,很多人認為只要敲下回車鍵,把一句話隔成幾句話,只要分行,詩就完成了,并且詩歌的展現空間非常充裕,如通過網絡平臺、自媒體、民刊等即可發表,再加上同仁的相互吹捧,參評各種獎項的輕松容易,造成了詩人們的志滿意得,環顧眾人無出其右者,于是人人可寫詩、人人能寫詩、時時亦作詩的詩歌狂歡拉開了帷幕;另一方面,詩人們在自己狹小的情感和生活空間中“及物”、取物,自說自話,沉溺小我,茍且眼前,彰顯個性,賣弄文采,根本無暇疏瀹性情、澡雪精神、雕琢詩意,詩歌的先鋒主體性和思想穿刺力沉淪于日常生活的鋪展和平庸瑣細的自我羅唣與炫耀。文學刊物即便有心扭轉此種詩歌創作風習,奈何回天乏力。

  2019年,《西藏文學》以強烈的文學責任感和文學擔當意識采取外引內突的方式,試圖為詩歌創作界,尤其是西藏詩壇和藏族漢語詩歌界注入一股清流,改變目前詩歌創作的低迷狀態,但積重難返,任重道遠。以第一期刊發的詩歌為例。外引以“沁潤”為詩歌子欄目,刊發了左安軍的九首詩歌。盡管責任編輯贊賞其“自然”和“安靜”,認為“簡明普通的文字和日常平凡的意象,經由詩人獨立精神的思辨過濾和沉淀,便具有了清澈的靈光和犀利的力量,如電光般倏忽抵達你的心靈,觸動你的情感和思考,盡顯詩歌的魅力”,但我的閱讀感受卻非如此。以《屋頂上的白鴿》為例,首句“一名囚犯夢見自己被趕出了監獄/因為忘了繳納房租和水電費”,顯見“監獄”指的是住房或者是生活的空間,也可能喻指的是人們的生活空間,“囚犯”可能是現代人對自我生活狀態的自況,次句“一棵跌斷腿的樹向著地下生長/因為每個傷口都會長出根須”,其中對“樹”的描摹“跌斷腿”有些意外,但向下生長的樹所指稱的意義有些晦澀,再次句“從早晨的寒光中醒來,鴿子在屋頂上叫”,描述寒晨景象,再次句“推開門,和大雪談了七八年戀愛/今天我們終于見面了”,“大雪”大概指的是自然、理想或追求等精神抽象的物象顯現。從整首詩來看,可能左安軍想要表達現代人的無奈的生存處境,但是“跌斷腿的樹”在這個過程中承擔何種功能,晦澀模糊,“鴿子”是和平的象征,在此處明顯是要表達反叛、抗爭,所以“鴿子”意象不合適。總體上看,《屋頂上的鴿子》是一首反叛之歌,但左安軍選取的幾個意象之間卻沒有構成反叛的序列,反而刻意追求鮮活生活景象抽象化,整體生活感知支離破碎化,產生讓人不明就里的感覺。還有生造詞的別扭,如《短歌》中“違育”一詞,遍查辭書,不知何意。不免思慮,這樣的作品是否能“沁潤”讀者呢?

  內突以“本土風光”的子欄目刊發了沙冒智化的十五首詩。沙冒智化是一位有個性的詩人。第一,他在寺廟中學經十余年,而后步入紅塵俗世,當他審視生活的時候,宗教文化浸潤過的心眼,往往能發現我們不曾注意到的生活的某些特質,感受到我們難以體味的生活情致,故此,在他偈語式的詩歌中滲透著深沉的悲憫情懷;第二,沙冒智化的漢語屬于自學,往往以他的理解來構造漢語詞匯以表達情思。因此,有些時候他的詩歌語詞搭配確能打破語言的常規,澀滯的言說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但有些時候他的語詞又是生吞活剝、生硬艱澀,令人不知所云。因此,編輯說“你永遠不知道他迅疾的劍鋒下一步指向哪里”,此言不虛。以他的《牛皮船》為例,如“趕著一場風,到了拉薩河邊”中的“趕”,像驅趕牛馬一樣把“風”驅遣到“拉薩河邊”,似不經意間顯示出來造物的蠻狠、霸道;又如“愿佛收回她心靈的憤怒/我只要她的嫉妒/和花一起生出美”的言辭,其中“她”和“心靈的憤怒”不知所指,或者說以“她”指稱“佛”,但一般我們多用男性的“他”而不用女性的“她”,性屬上的指稱差異,讓人恍惚,另“她的嫉妒”“生出美”,顛覆我們的日常表達,一般情況下,“嫉妒”生出的往往是惡的、丑的東西。沙冒智化卻認為“嫉妒”生“美”,以陌生化的語詞阻隔我們的習慣認知,也不太好理解。沙冒智化的詩還有一個特點是制造距離和矛盾,通常在詩歌中設置兩種以上的抗爭,采取敘——頓——轉的修辭方式,敘是引子,又可是場景,還可是氛圍,頓在強化,在衍化,在舒展,亦在漸變,轉則是煞,是收,更是斂,目的是更大的敘與頓,展現的是循環往復的圓形自我運化軌跡,極力掙脫語言的牢籠,展現的是碰撞時瞬間的光亮。

  由本期的外引和內突選編的詩作而言,沙冒智化可能略勝一籌。我們若以沙冒智化為捷徑來看西藏的漢語詩歌創作和藏族漢語詩歌創作,又是另一番景象。

  西藏的漢語詩歌創作人群,大致來說分作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本土詩人,如白瑪央金、瓊吉、敖超等人,自幼生活在西藏,他們的生活已與西藏息息相關,他們往往沉溺于自我的生活中,表達個體的生活感受,但過分強調自我的舒展,反而將自己與現實生活隔絕開來,而進入心靈的囈語狀態;另一部分是進藏的詩人們,如劉萱、陳人杰、子嫣等人,他們以外來者的眼光新奇地觀望西藏,自以為是地形塑他們眼中的西藏,他們生活在西藏又不拘滯于西藏,本可開拓出一片詩歌天空,但事實上,無法深潛入西藏的生活成為他們詩歌寫作的缺憾,只能借助炫目的景致、繚繞的氛圍來點綴自己的情思。近年來,吉米平階的敘事長詩《納木娜尼的傳說》可視為西藏詩歌的佳作,既沉潛于西藏的歷史傳說和現實生活,又躍遷于文化的共通性,既有細膩婉轉的情感呈現,又有雄奇健壯的筋骨思理,究其原因,吉米平階的生活經歷豐富,生命體驗厚重,又有扎實的文學創作積淀,可能在撰寫紀錄片《天河》解說詞的過程中,他被納木娜尼的傳說所感動,燃起了他的創作沖動和創作激情,才完成這一長詩。因此,對于西藏詩人們來說,扎根生活、沉潛生活、感受生活、蓄積情思、凝練語詞或有可能創作出優秀的詩作。

  再看藏族漢語詩歌創作。目前,詩人數量眾多,分布范圍廣泛,但又極具地域特色,甚至可以說當前藏族漢語詩歌創作呈現出顯在的“在地性”氣質,所謂的“地”指的是這些詩人都有明顯的土地意識,他們長期生活在某一區域,他們熟悉某一區域的風土人情,他們以自己的故鄉為榮,他們的根深扎在故鄉的土地上;所謂的“在”,指的是他們有強烈的在場感,他們的情感和思考皆來自于地域生活空間的觸發,他們有濃厚的文化歸屬意識,也有濃郁的文化鄉土情懷,因此,大部分藏族漢語詩人的寫作是一種文化地域原鄉寫作,他們駐足故鄉的大地,關懷故鄉的過去和現在,在詩歌中展現鄉愁,表達鄉戀,如甘南的完瑪央金、扎西才讓、王小忠、唐亞瓊、諾布朗杰等人,他們都在謳歌腳下的土地,天上的流云,即便是客居蘭州的剛杰?索木東站在黃河邊也在眺望著甘南沉甸甸的紫色的草穗;香格里拉的耶杰?茨仁措姆依偎著納帕海畔的青稞架,凝望卡瓦格博的雄姿;阿壩的康若文琴沿著梭磨峽谷深情觸摸眼前的山河;玉樹的那薩、尼瑪松保、旦文毛、扎西旦措、秋加才仁等人佇立三江源頭、結古草原,在青藏陽光的撫摸下感念一株草的加持。還有更多的藏族詩人跋涉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懷的原鄉之路上,希冀綻放絢爛的詩歌之花。但是,地域 “在場”的空間優勢嚴重地束縛著他們的手腳,民族原鄉的刻意追求又讓他們踟躕于既定的文化場域,他們在有限的空間中無限制地消費自我的生活經驗和文學想象,雖然這有助于他們不斷地打磨詩歌的結構、修辭、篇章等,以避免自我重復和群體雷同,但最終他 們如同同卵雙胞胎或多胞胎一樣,面面相覷時從對方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竟然是高度的相似。面對這種情況,有的詩人依然堅持自己的寫作方式,認為我的天地只屬于我,別人可以模仿我的詩歌樣式,卻無法復制我的情感和思慮,在極度的自大與自負中昂首自立;有的詩人開始反思,把眼光投向故土之外,借助外力“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或從思想上,或從修辭上,或從結構布局上,或從詩歌語氣上,不斷地探索,不斷地實驗,不斷地尋求突破。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如扎西才讓、嘎代才讓、德乾恒美、阿頓?華多太等基本上都找見了適合自己的詩歌言說方式,而更多的人還在尋找的路上。

  因此,西藏詩人的漢語詩歌創作與藏族詩人的漢語詩歌創作處于不同的境地,不可放在同一基礎上兩相對照。但是若從漢語詩歌的角度而言,他們又具有了可比性。詩歌是語言的藝術,漢語作為公共資源可為眾多詩人共享,由此,當詩人們暫時忽略地域、族別等等在身性的因素,只看詩歌語言媒介時,他們相互之間可以交流、分享的有很多,那為什么不嘗試新的視角、新的寫作方式呢?為什么不到陌生的音域中嘗試著放聲歌唱呢?為什么不為自己尋求新的寫作空間呢?只有走出自我的藩籬,環望廣袤的天空大地,再回到自己的世界,或會發現一片新的天地已在招手。

  對于《西藏文學》而言,詩歌創作面貌的改觀也不可強力而致,外引的詩人詩歌固然有其特色,也要加強甄別,根據詩歌創作的現實情態,有選擇地引入其他省區甚至是海外的詩歌新勢力,以促進西藏詩歌和藏族漢語詩歌的反思;同時,內突似乎也不能無的放矢,根據外引的情況,及時推出能與之相對話或相頡頏的本土的或藏族詩人的詩作,實現真正的互動與交流,或能引起詩歌界的進一步關注,挽救當前詩歌創作的萎靡困頓。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責編: 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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